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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商周时期闽史榷略
2018-06-12 (阅读次数:59)


□本报记者 谢海潮 文/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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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3000多年前的武夷山悬棺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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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武夷山白岩船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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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西周早期建瓯铜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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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华安仙字潭岩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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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昙石山山顶西周大墓出土的原始青瓷豆


    省文史馆文史研究院副院长欧潭生,忆其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从河南调回福建,发现当时的福建文史考古界提起福建先秦史,言必称“闽越史”,甚至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统称为“闽越考古”。

    “闽非闽越。”欧潭生说,战国以前的夏商周时期活跃于闽台、浙南、粤东、赣东南地区的“七闽”,是有文献记载可据,经丰富考古学文化印证的先秦闽族。

    陶釜中的喝汤食俗

    关于夏代和夏文化,“中原地区的考古讨论已经热火朝天”,欧潭生说,而对于福建夏代的认识几乎是“一片空白”“无从下手”。2017年8月,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《闽北古陶录》却提供了43件直接标为夏代的古陶器。

    出土于光泽的三足鬶、罐型鼎、袋足盉、袋足鬶,欧潭生认为这四件陶器应是闽北地区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(铜石并用时代晚期)的典型器物,是福建原始社会向夏过渡的陶器,与河南二里头文化一期、山东大汶口文化等能挂上钩。四件陶器均为炊器,器底有袋足和扁平足,便于支在土灶上烧煮,其中的袋足鬶器内隔梁,垫上竹篦或木篦便可蒸煮。

    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黄土仑发掘的19座墓葬,出土的陶器以火候较高、羼有少量细砂的泥质灰色几何形印纹硬陶为主,刻划纹硬陶次之,总体上呈现强烈的仿铜作风。纹样以变体云雷纹居多,“模仿的是中原铜器的蟠虺纹,即源于生活的蛇纹”。至于墓葬群的年代,欧潭生认为应是商末周初先秦闽族的墓葬。

    严格来说,通常所称的新石器晚期“昙石山文化”(距今约4500年—5000年),指的是昙石山中下层遗存。这一遗址坐落于闽侯县甘蔗镇,自1954年发现以来,历经8次考古发掘。当年接手昙石山博物馆筹建布展工作,欧潭生就发现山顶殉狗坑明显不属新石器时代晚期,而是中原商周墓葬中常见的“腰坑”,而后又有了许多新发现和新认识——

    除了殉狗,在山顶大墓还发现陪葬的6名奴隶和2件玉玦,出土5件青绿色原始瓷器,大墓年代定为西周早期(距今约3300年)。在殉狗坑和祭祀台西侧红褐色山坡上发现陪葬奴隶四人,三女一男,其中男奴“粗壮的大腿骨竖插坑中,脚趾清晰可辨,显为活埋时挣扎所致”。137号墓主人为年轻女性,25岁左右,其左颧骨分为上下两部分,下方之颧骨块被现代解剖学称为“日本人骨”。也就是说,现在日本人大部分有这块颧骨……

    在一座墓的24件陪葬陶器中,仅陶釜就有18件。陶釜相当于现在的砂锅,由于昙石山人生活在海边、江边,嗜食海鲜、河鲜,才需要这么多的陶釜炖汤,由此追想福州人爱喝汤的饮食文化,早在四五千年前业已成形,称昙石山文化为“陶釜文化”并不为过。

    新石器时代昙石山文化的炊器是陶釜,到了山顶西周大墓,已衍变为陶罐。研究昙石山文化分期时,欧潭生发现四期陶器中出现了大陶簋、高喇叭口陶壶、高圈足豆和镂孔圈足带把杯,这是“夏商文明的曙光乍现”。

    “闽”为周王朝方国

    公元前202年,汉高祖刘邦复立无诸为“闽越王”,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灭余善,了结汉初闽越国92年的历史,即便追溯无诸于战国末期自封“闽越王”,也不过百余年。“先秦闽族至少发端于3000多年前的夏商周时期。”欧潭生说,将无诸视为“八闽人祖”,是他把福建土著带进封建社会门槛之说纯属无稽之谈。

    西周时,福建首见于中原文献的记载。《周礼·夏官》载:“职方氏掌天下之图,以掌天下之地,辨其邦国、都鄙、四夷、八蛮、七闽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之人民,与其财用、九谷、六畜之数要,周知其利害。”《周礼·秋官》云:“象胥掌蛮、夷、闽、貉、戎、狄之国。”这些记载周王朝典章制度的文字说明,“闽”或“七闽”是作为方国、地域和人民的总称,是受周王朝统辖和管理的。其财用、谷畜等经济情况、利害得失,已在中央奴隶制王朝的掌控之中。

    《周礼·秋官·司寇》还说,司隶“掌五隶之法”“掌帅四翟之隶”,其中就有“闽隶百二十人”。闽隶的职责为“掌役畜养鸟而阜蕃教扰之,掌子则取隶焉”。意思是,司寇下属的司隶掌管四翟五隶,分别根据各方国选送的奴隶的技艺专长,为王朝服役执事。120名闽隶负责养鸟、教鸟言以及守卫王宫和戒严处所。“闽”对周王朝的臣属关系以及闽族社会的奴隶制性质,在此表述得十分清楚。

    按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的说法,闽族(方国)向中原的中央王朝进贡之物有“东越海蛤、瓯人蝉蛇”,蛇、蛤均为闽地特产。进贡的交通路线大体上“沿于江海,达于淮泗”,即沿江出海,再经过淮河、泗水而抵达王都。

    有关“越”族或“越国”的记载,是在春秋晚期以后的事了。“百越”之词流行于战国秦汉,是当时对长江以南部族的通称。闽族以蛇为图腾,越族以鸟为图腾。越族势力抵达闽地,应在楚威王灭越之时(公元前334年),“越以此散,诸族子争立,或为王,或为君,滨于江南海上”,如无诸的闽越国和摇的东瓯国,赵佗的南越国,加上长江以南杨越、广西骆越等,才出现“百越”一词,包含了“闽”和“越”结合的“闽越”族。

    “福建的先秦史不是闽越史,也非百越史,而是一部先秦闽族史。”欧潭生还强调,“闽”作为中央王朝周围六大方国和族属之一,与华夏族联系密切。

    “武夷”与黄帝传说

    在国内广为分布的悬棺葬中,武夷山悬棺葬是年代最早的一处。其中,武夷山白岩上的棺木保存完整,材质为当地生长的闽楠,虽年代久远,烘干时仍能散发香气。随葬器物有龟状木盘、纺织品残片(大麻、苎麻、丝、棉4种质料),还有猪下颌骨一块。

    根据碳十四测定数据,经树轮校正,武夷山白岩悬棺距今3445±150年,较接近商末周初年代。棺木形同带篷的船,犹如现今闽浙一带的乌篷船。要加工这种长227厘米、宽45厘米至147厘米、深44厘米的棺柩深槽,没有锐利的金属工具是办不到的,特别是棺尾呈槽状起翘,底厚仅1.4厘米,加工时稍有不慎即会断裂,非石制工具所能完成。

    龟形木盘放置于尸体正中,此举“意义重大”,不仅仅是反映出悬棺主人生前“山行水处”的生活习性,闽族先民与海洋关系密切,或是“登遐升天”的向往。欧潭生认为这件古怪的殉葬品应为“木鳌”,鳌即“天鼋”,郭沫若释“天鼋”为“轩辕”,即因《国语·周语》有“我姬氏出白天鼋”一说。

    传说彭祖活到八百岁,从徐州带着两个儿子——彭武、彭夷开发武夷山,山名由此而来。“这件文物印证了武夷山悬棺的主人来自黄帝族,与传说中的彭祖集团相吻合。”欧潭生说,武夷山白岩与江西贵溪仙岩、水岩仅一山之隔,同属武夷山中段,两地的悬棺葬式有相同之处,具有承袭关系,如贵溪崖墓中“几乎每座墓内都发现一二只鳖壳放置于棺木旁边”,由此可以证实赣东南和闽北地区存在“七闽”部落联盟的分支,其源头应是中原上古的黄帝后裔彭祖集团与土著部落的融合。

    先秦闽族分布的地域超乎想象,与后来的闽越疆域大致相当,包括福建、台湾两地,还有浙江温州、台州、处州三府属地,广东潮、梅一带,以及赣东南一部分,正好与考古学上的“几何印纹硬陶”闽台区系或闽-浙南-粤东区系相吻合。

    悬棺葬这一独特葬俗,最早源于武夷山区商末周初的闽族,而后越出武夷山,延至江西、浙江、台湾等邻近地区仍未止步,或因到了战国时期,楚、越等族先后入闽,随着一部分闽族人的迁移和文化交流自东向西,扩展到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甚至陕西南部。云贵高原上的“闽濮”一词,最早见于晋代《华阳国志》,欧潭生认为“闽濮”应是武夷山先秦闽族的后裔。

    闽南石戈,可能说明历史上消失的“戈”族也属于“七闽”部族;华安仙字潭岩画,其族属应是所谓的古“蓝雷”族,即活跃在闽南地区的“七闽”一支。此外,浦城管九土墩墓群、光泽池湖遗址、建瓯西周铜钟(中国最早的由铙演变而来的铜钟)、南安大盈青铜兵器、永春苦竹坑商周原始青瓷窑……现代考古学正在勾勒的由“闽”或“七闽”部族创造的先秦闽文化,呈现普遍繁荣、文化多样又融合的特点,既是闽文化的源头,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    “福建昙石山文化即闽族形成时期的文化,与中原上古的黄帝时代文化比对,可以看到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。”欧潭生说,古老的华夏文明是多源一体的,历来是互相交流、互相影响的。

(来源:福建日报 2018.6.11 第10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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