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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修志 民国修志简史 民国前期修志
2018-10-10 (阅读次数:3)

民国修志 民国时期是中国地方志由传统方志向现代方志过渡的重要时期。编纂了众多方志,据黄燕生编制的《民国方志分省统计表》,纂修方志超过100种的省区有四川、河北、江苏,超过50种的省区有浙江、山东、河南、云南、广西、陕西、广东、吉林、福建、辽宁、黑龙江、贵州、甘肃,修志少的是台湾、宁夏。志书涉及省志、市志、县志、乡镇志、乡土志、风土笔记、调查记等类型。篇幅最大的通志是1938年成书的《福建通志》,有51总卷、611分卷;最著名的市志是《首都志》(即南京市志);县志形式多样、体例规制不拘一格,有不少名志。一些学者,如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胡适、张尔田、刘承幹、张昀、王树枏、吴廷燮、柳亚子、金毓黻、刘盼遂、朱希祖、董作宾、余绍宋、柳诒徽、黄炎培等,都曾参与志书的编修及介绍,郭象升、胡思敬、邓之诚、蒋梦麟、刘半农、吴宗慈、朱希祖、张国淦、李泰棻、黎锦熙、王葆心、傅振伦等在方志编纂及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。民国时期,方志学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内容。高度重视和重新评估方志的科学价值,系统总结历代方志理论尤其是对章学诚方志学理论予以较高评价,是这一时期方志研究的两大特点。


民国修志简史 民国时期修志大致可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的1937年、日军投降、中国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为界,分为前期、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期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,因纂修省志需要而成立通志馆,形成政府主持创办、学者参与纂修、社会多方协助的修志格局。据统计,民国时期的通志馆共成立23个,包括21个省级通志馆、2个市级通志馆。各省市通志馆编纂了一批高水平的通志,而且推动了全国市、县志书的纂修。据不完全统计,三个时期纂修及刊印的方志数量分别为约1110种、219种、105种。


民国前期(1912——1937)修志 民国时期的志书绝大部分是在这段时期编修的。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咨令各地编修乡土志,作为学校教材及供清史馆征用。1916年内务部会同教育部通饬纂修县志。浙江、黑龙江、河南、广东等省陆续成立通志局或通志馆编修通志,但常因时局动荡而中辍。一些完稿或付梓的通志、县志多为清末开修,民国初完成,如1915年铅印本《山东通志》。当时印行了一批较有特色的县志,如《盐山新志》《龙游县志》《新修合川县志》《崖州志》《慈利县志》,张梅亭纂《莱芜县志》、韩坰纂《洪洞县志》、符璋等纂《平阳县志》、劳乃宣等纂《阳信县志》等。全国大规模修志从1928年开始。1928年11月1日奉天通志馆率先成立。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29年12月颁布《修志事例概要》,凡22条,要求各省应于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,对各省方志编纂的组织机构、纲目审核、取材范围、类目设置、内容取舍、文字书写及印刷装订均做出具体要求,但不强求一律。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各省通志馆的创建。广东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新疆、湖北等省相继成立通志馆,上海市以及改省不久的绥远、热河、察哈尔三省也分别设立通志馆,形成全国兴建通志馆的热潮。20世纪30年代为民国修志最盛的一段时期,有468部方志纂修或刊印,有1936年《甘肃通志稿》,1932年《黑龙江志稿》,1933年《续修陕西通志稿》、1935年《察哈尔省通志》等通志,《首都志》《长葛县志》《阳原县志》,傅振伦纂《新河县志》、黄炎培纂《川沙县志》、贾恩绂纂《定县志》《南宫县志》等市县志,还有冼宝干等纂《佛山忠义乡志》等乡镇志。

(摘自:《方志百科全书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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